“太幸运我读到了这本书！”“强烈推荐，古老、简洁而清晰的东方智慧。”在全球图书网购平台，《道德经》译本多年来得到大量外国读者的推崇。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世界各国经典著作中，中国的《道德经》是被翻译成最多种语言、发行量最大的传世经典。

　　2019年，日文版中国科幻小说《三体》发售当天，旋即登上日本亚马逊文艺作品销量榜榜首。“《三体》热”席卷海外，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学译作有史以来的最高世界馆藏纪录。

　　从哲学经典《道德经》到科幻文学《三体》，中书外译经历了从懵懂前行到积极探索的转变。通过外译走向世界的中国书籍，在对话与建构中，成为中华文化“出海”的重要载体。走向世界的“中国书架”在摸爬滚打中“开枝散叶”，但似乎远未“枝繁叶茂”。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如何让中国书籍向外“走深走实”？

　　1.中书外译，从历史中款款走来

　　“大规模中书外译可追溯至16世纪末的来华传教士，迄今已有400多年。虽并非以传播中国文化为主要目的，但他们在客观上完成了文明的传递。”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王颖冲说。

　　“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知名的有70多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名誉会长潘文国发现，这一时期，西去的主要是中国经典，比如利玛窦翻译的《四书》。

　　据考证，中国历史上译入欧洲的第一本著作，是1590年西班牙传教士雅各布森翻译的《明心宝鉴》。中书外译的专业化发展始于19世纪下半叶。鸦片战争以后，中书外译的数量和种类大幅提高。

　　与此同时，中国译者也系统投入到中书外译的事业中。例如，辜鸿铭将《论语》《中庸》和《大学》翻译成英文。“这与当时的留学政策、国内外语教育大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王颖冲说。

　　改革开放以来，中书外译“国家队”逐渐壮大。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熊猫丛书”，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修了“一条实实在在的路”。“大中华文库”“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一系列国家翻译实践，极大满足了中国作品“走出去”的渴望。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是拓宽了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想象空间，给了中国出版更多互学互鉴、交流互动的机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简称“外研社”)与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合作，把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如余华的《活着》、王刚的《英格力士》、苏童的《米》等输出到多个“一带一路”国家。

　　时至今日，中书外译的舞台上依旧活跃着众多国外汉学家。比如，出生于1939年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已经翻译了30多个中文作家的60多部作品，被喻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首席接生婆”。

　　物换星移，一些青年汉学家也携译作崭露头角。

　　《传奇女书》是清华大学教授赵丽明的力作。意文版《传奇女书》被意大利著名杂志《全景》评为今年“意大利最值得阅读的50本书”之一。仿佛“深山里的野玫瑰”带着南岭的清芬和潇水的温情，走出了“与世隔绝”，为更多世界另一头的人们“采撷”。

　　让流传于湖南省江永县的女书文字走进意大利人文学视野的，是意大利译者茱莉(Giulia Falcini)。“意大利人对于中国文化的喜爱和好奇与日俱增。”茱莉发现，莫言、余华、苏童等中文作家已在意大利出名，“他们的作品非常畅销。”

　　文化，只有在不断的交流中才能发展和延续。

　　“我十分相信故事的力量。故事的交换帮助人类理解世界，也能帮助我们理解自己。”从事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与研究的思黛(Stefan Rusinov)来自保加利亚，曾翻译过莫言《檀香刑》、刘慈欣《三体》等诸多中文书籍的保加利亚语版。

　　十几年前在华中师范大学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时，“80后”思黛就“很想把学到的好东西分享给同胞们，推进文学对话”，因为“这些作品极大地丰盈了我的精神世界，很希望它们能给更多保加利亚读者带来相似的收获。”

　　2.逆差明显，尚待走出幽谷

　　纵观20世纪，中国翻译的西方著作品种数不胜数；相较之下，输出西方的中国文学品种与此极不成比例——“中译外”与“外译中”整体上相差100倍。

　　近年来，随着中书走向世界的步伐不断加快，“中译外”作品在数量上有明显提升。但是中书的进出口贸易仍存在10∶1的逆差，与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和厚重内涵并不匹配。

　　逆差的背后，一系列问题亟待深入思考。

　　什么是中国文化中最值得介绍给世界的？这是中书外译“走深走实”绕不过去的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智能传播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大可发现，相较于政治、经济、科技主题图书，文学和文化类图书占比明显较高；相较于具有较高学术含量的著作，“概论式”图书占比明显较高。“如果中国图书对外输出的重点仅仅停留在文学等议题上，就可能在无形中放弃了对世界政治经济等重大议题解释权的争夺。”

　　“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中书译本有所增加，但政经类出版物大多聚焦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务汉语基地副主任郭德玉发现，不仅出版社多以中小型为主，译者多为日本人，读者群体也相对固化。“应该说，译作带来的正面影响不大。”

　　择当译之本，是提升文化影响力的关键。

　　中书外译对译者能力素质提出了怎样的要求？译事之甘苦，译者最知晓。

　　“翻译昌耀，却不懂诗歌，这是不可想象的。”湖南文理学院文史与法学学院副教授肖学周认为，中书外译必须具有综合素养，然后再看外语水平。

　　“最难翻译的是语言很独特的作品。”思黛正在翻译的中文短篇小说《棋王》，语言朴实而飘逸俊美，“文字中带着某种古诗的味道，但用保加利亚语再现这种感觉，需要重新设计一种语言风格。”

　　为了翻译好《传奇女书》，茱莉每年都远赴湖南江永，与小镇上的人们生活在一起，了解女书文字背后的文化生态与地方风俗，“必须了解书籍背后的历史文化，这非常难，也很重要。”

　　王颖冲认为，文学翻译首选“译入”母语，即中国文学译成外语应该优先考虑外国译者。“在国外，参与中书外译的译者以本国汉学家为主。但这一队伍数量还非常有限。”

　　另外，受限于专业背景、视野、文化积淀，外国译者要在译本中完全再现原文所包含的中文语境含义，保留其独特的文学艺术生态，确非易事。

　　“从理解的角度看，再高明的西方翻译家，在从事中国古籍英译的时候，不出现错误以至严重错误的情况是不多见的。”潘文国说。

　　如何跨越偏见、共享文明成果？曾任非洲马拉维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助理研究员尤永红指出，非洲一些大学图书馆关于中国的图书资料并不多，其中一些著作带有西方话语色彩。“如何在中书外译的事业中降低‘文化折扣’，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仍需要久久为功的推动力量。”尤永红说。

　　3.通盘谋划，应中外合作、以我为主

　　“当我们把中书外译作为一项重要的事业来对待的时候，就不能采取零敲碎打、‘抓到篮里就是菜’的随意办法，必须有通盘考虑、系统认知。”潘文国强调。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沈天瑜观察发现，中国的治理模式、减贫事业、科技创新，都是外国同学比较关注的议题，而新加坡对中国发展实践进行全方位描述、深入分析的译作还比较缺乏。“外国同学只能通过互联网来碎片化了解关于中国的信息。”

　　对中国发展之道好奇的，不只是外国学生群体。随着中国科研和学术产出及影响力快速增长，国际学术界希望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同行的研究情况。“尤其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管理创新、产业模式等题材的图书受国际学界关注。”外研社相关人员介绍，该社外译的厉以宁《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陈云贤《市场竞争双重主体论》、徐湘林《中国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等书籍备受海外学界关注。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需注重从中国视角‘讲好世界故事’，让中国书籍‘走出去’的过程与中国主体性世界观的生发过程同频共振。”上海交大媒体与传播学院院长李本乾说。

　　内容之外，外译人才的培养和支持也是关键之匙。

　　“‘中外合作、以我为主’的翻译队伍建设是比较理想的译者模式，既可以确保原著的立场观点不走样，也可以做到译文语言流畅、地道可读。”经过对中书日译的长期考察，郭德玉指出。

　　面对高水平外译人才匮乏的现状，亟待储备一批包括中国本土译者、海外华人译者和国外汉学家在内的翻译和审订队伍。当前，仅仅依靠海外汉学家们译入母语，还无法满足我国对外传播的预期。郭德玉认为，“大力加强‘中译外’人才的培养，精通外语、具有专业背景、广博知识储备的高水平翻译人才，才是翻译事业生生不息的希望所在。”

　　“很希望看到中国文学在自己国家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对于思黛等中国文学的“小语种译者”，他们期盼着得到更充足的翻译与推广支持，让他们更轻松地从事所热爱的中国书籍翻译事业。

　　2013年，中外高端人文交流品牌项目“新汉学计划”正式启动，通过“博士生培养”“综合学术研究”与“海外高级中文翻译人才培养”等项目，致力为海外学生学者、各界精英人士与优秀青年提供优质资源，培养一批精通母语和汉语、文化学术背景多样、科研能力突出的汉学与中国研究学者，服务国际中文教育大局，积极推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与世界多元文化互学互鉴。

　　译作传播不仅重在译者，也离不开出版发行。

　　“从出版的角度，我们打破同行竞争的壁垒，国内外出版社共同策划、合作出版、合力营销，将优质中国图书内容传播给世界”，浙江大学出版社国际合作部主任徐倩介绍，“选题国际化、出版服务化、营销全球化”是出版社提升版权“走出去”的重要路径。

　　多方面的合作运作模式、多主题的选题空间、多渠道的发行场域、多模态的呈现形式，对于提升中书外译质量、让更多中国文化思想在海外图书市场上亮相，都至关重要。

　　在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中，中书外译更需坚定文化自信，拓宽世界眼光，在知己知彼中为多层次文明对话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 肖人夫 本报通讯员 舒天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