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作者：顾圣琴（系苏州大学传媒学院讲师、《全清词·嘉道卷》分册负责人）

　　《全清词》编纂自1982年启动至今，已历40年。40年间，《顺康卷》20册、《顺康卷补编》4册、《雍乾卷》16册、《嘉道卷》30册相继出版。该丛书的最后两卷《咸同卷》《光宣卷》亦已开始编纂，将于近年完成。

　　40年来，数代学人倾注精力于斯。回首过往，以程千帆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学人为此项工程付出的筚路蓝缕之功，值得深刻铭记。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顺康卷》的编纂，为清初词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全清词》的后续编纂做出了示范。程千帆先生在学界良好而广泛的师友关系，为此项目的启动和展开提供了难得的助推力。

　　学人小传 程千帆（1913—2000），湖南宁乡人，文史学家、教育家。1936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曾于金陵中学、金陵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执教。1978年任南京大学教授。曾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江苏省文史馆馆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等。著有《校雠广义》《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等，主编《全清词·顺康卷》等。图片由作者提供

　　壹

　　《全清词》的立项，与李一氓有密切的关系。

　　李一氓是1925年入党的老共产党人，担任过许多领导职务，文化素养深厚。1981年国务院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后，李一氓任组长，亲自参与制定了中长期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全清词》编纂项目，正是较早被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列入规划的项目。据程千帆先生日记记载：1982年8月13日，“得古籍小组信，约去北京”；20日、23日，在北京两次与李一氓约谈，所谈皆有关《全清词》；26日，回南京后，即“开研究《全清词》计划会”，拟定编纂计划、实施方法和工作的一些细则。1983年1月2日，程先生又赴京参加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会议，7日与李一氓谈《全清词》编纂工作，并将所拟定的编纂方案等向李一氓报告。在这次谈话中，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正式邀请程先生担任《全清词》主编，并商定古籍小组提供编纂经费，程先生所在的南京大学中文系成立“《全清词》编纂研究室”。在谈话中，程先生提出编纂可采用正编、补编、拾遗三段法，李一氓表示同意，并对编纂方案中的经费管理、实施办法和分阶段编纂计划提出了意见。

　　改革开放之初，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百废待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及李一氓对全国各高校、研究所承担的任务有全盘考虑。无论从学养还是从家世渊源来说，程先生都是主持《全清词》编纂最合适的人选。程先生的曾祖父程霖寿，著有《湖天晓角词》；程先生的伯祖父程颂藩，著有《伯翰先生遗集》，词附；程先生的叔祖父程颂万，著有《美人长寿庵词》《定巢词集》《鹿川田父集词》等诸集，是晚近以来两湖地区首屈一指的词家；程先生的父亲程康，著有《顾庐诗钞》，词附；程先生的发妻沈祖棻先生，更以词闻名于世，被誉为“易安而后见斯人”（朱光潜语）。程先生自己虽较少作词，但在求学时，曾亲炙词学大师吴梅、汪东、沈尹默、刘永济等，与乔大壮、唐圭璋、孙望等先后同学，而且程先生对词的研究兴趣浓厚，撰有多篇文章。

　　李一氓学殖深厚，尤为关注词学。1923年，他在上海求学期间，曾写过一篇有关张炎词的文章，发表在《石室学报》；20世纪40年代，他常填词抒怀，著有上百阕的《击楫集》。（《李一氓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李一氓还是位著名的藏书家，他曾自述“实在的，我的书主要是词”。从1948年到1980年前后，他共收集了词集1100余种、2300余册，其中不乏稀见的明清稿钞本。1977年，程先生曾将沈祖棻先生的《涉江诗词集》详细笺注，油印行世，分赠同人。李一氓就藏有该油印本两套。（何光伦《李一氓捐赠四川省图书馆藏书书目》，巴蜀书社2020年版）

　　李一氓后来受聘为《全清词》的顾问，经常过问《全清词》编纂情况，并热情提供帮助。在回忆录中，他说到自己的藏书：“最近，编《全明词》《全清词》，这些书就很有用处了。”（《李一氓回忆录》）他把自己珍藏的一批词集复印出来供编纂《全清词》使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清初词人陈维崧早年词集《乌丝词》、王士禄《炊闻词》（《十六家词钞》本），还有陈元鼎《鸳鸯宜福馆吹月词》、王惠《柘涧山房诗词稿》、张晋《戒庵诗余》等。即便一些稀见稿钞本，李一氓也不吝所藏，如董以宁《蓉渡词》，余一鳌《亦云词》《春蚕词》，谭祖壬《聊园词》等，都在《全清词》编纂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程先生对李一氓的帮助非常感激，李一氓去世后，他写了挽联寄到李家：“考献徵文，世尊大雅；山颓木坏，国丧元良。”

　　贰

　　程千帆先生在主持《全清词》编纂过程中，曾多次接受学界师友的词籍捐赠。如吉林大学王同策教授寄赠词籍复印件多种，黑龙江学者王延龄先生抄赠常建赓的《倦游集竹枝词》，浙江嘉兴教师进修学院徐志平先生寄赠清道光时杨煃的《蕉露词》稿本残卷，镇江师范专科学校吴宗海先生钞寄顾云臣的《抱拙斋集》所附词等。除了这些零星捐赠的稀见词籍，也有较成规模的捐赠，如南京大学戚法仁教授捐赠朱祖谋《彊村遗书》、曹元忠《凌波词》等，缪凤林教授捐赠李葆光《涵象轩诗集》、谢质卿《转蕙轩词》等。

　　北京大学陈贻焮教授闻讯，将其岳父李冰若的《弥陀庵词》钞录寄赠。李冰若是晚清民国的词学名家，著有《花间词集注》《栩庄漫记》等书，但其词在当时却不经见，很是珍贵。香港的饶宗颐教授提供了香港中文大学的藏词目录，有利于编纂人员按图索骥。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教授将自己的不少藏书借给程先生复制。师友的这些慷慨相助，给程先生与《全清词》编纂团队增添了底气。在众多捐赠中，陆维钊先生家属所赠的旧藏词籍数量最多，质量也很高，而且这次捐赠还蕴含着学术界薪火相传的特殊缘分。

　　陆维钊是著名书法家，其非篆非隶、亦篆亦隶的新体书法“蜾扁”独树一帜。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词学家，是叶恭绰编纂《全清词钞》时最为倚重的助手。

　　《全清词钞》创始于1929年，至1952年方完成，凡收录清代词人3196人、词作8260余首，担任分纂和襄助的当世词家及名流多达53人。1938年，陆维钊逃难到上海租界，在圣约翰大学执教，加入同人词社“午社”，因此与叶恭绰相识，自1942年下半年开始协助其编纂《全清词钞》。根据叶恭绰的构想和后来的实践，《全清词钞》编纂大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全国各地收集清人词集、词选；第二阶段则进行筛选和校订。陆维钊于第二阶段贡献尤著。据陆维钊回忆，“那个时期，我经常去叶先生府上，有时一个月一次，有时一星期一次，也有时一星期去两三次，我们讨论清词的筛选”。（陆昭徽《君子之交：父亲陆维钊与其师友》，上海书画出版社2020年版）他们工作的方式是，陆维钊先进行初选，再与叶恭绰探讨取舍。叶恭绰后来曾称誉：“能终全其事者，唯陆维钊一人。”（《君子之交》）

　　许是为了酬答陆维钊，1947年5月20日，叶恭绰致信陆维钊：“弟所藏清人词千余种，不少罕见之本。兹为其得所起见，拟一概奉赠台端，藉资保护。”这批藏书，陆维钊将其分藏两处，约四分之一藏于友人处，后被上海图书馆收藏；另四分之三则自藏，保存相对完好。1980年，陆维钊病逝，其遗孀李怀恭、哲嗣陆昭徽等商议，陆维钊早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而程千帆先生正主持《全清词》编纂，遂将陆维钊自藏的那部分词集全部捐赠给南京大学，以供编纂《全清词》所用。

　　1985年7月30日，这批共691种、凡1150册的词籍正式移交南京大学，为《全清词》编纂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后来又全部移存于南京大学图书馆，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这批词籍有较多的清代、民国词人稿钞本，稿本如吕碧城《晓珠词》、王树藩《王少愚自订词》、志锐《穷塞微吟》、仲恒《雪亭词》等十数种；钞本则如曹寅《楝亭词钞》、莫友芝《影山词》、周岸登《邛都词》等数十种。这批词籍是《全清词钞》工作底本，其上往往有勾选痕迹，并带有“遐庵藏书”书签，签上除题写词集名、卷册数、作者外，常钤盖“箧中已选”“清词已选”印记，书中亦常钤“恭绰长寿”“清词钞底本”“番禺叶氏遐庵珍藏书画典籍之印记”“叶遐庵先生赠”“平湖陆维钊印”“陆维钊先生捐赠清词集”等篆印，既堪宝玩，亦可从中追寻百年来清词整理研究之因缘。

　　《全清词钞》由叶恭绰自藏的那批底本，因存于香港，抗战中香港沦陷时全部损毁。陆维钊的这批藏书及上海图书馆所存的部分词籍，便成了《全清词钞》这个巨大工程的灵光断壁，有助于我们逆向了解其成书过程。而且陆维钊与程千帆先生声闻相接、声气相通，都对古籍整理与文化传承有着热切的执念，他的这部分专藏在其身后，由亲属提供给程先生领导的《全清词》编纂团队，事实上也是他们师友学术交谊的一种延展性体现。更进一层而言，《全清词钞》的底本用于《全清词》编纂，从文化传承和学术渊源角度来看，也是一则非常难得的佳话。

　　叁

　　程千帆先生于1983年5月起的四五年间，组织了不少访书小组，远赴国内各大公藏图书馆访查复制《全清词》编纂所用词籍底本。这是《全清词》编纂过程中的第一次大规模访书，访书小组北至黑龙江，南至广东，大至国家图书馆、省级图书馆、各高校图书馆，小至常熟图书馆、平湖图书馆等县级图书馆，通过影印、抄录、照相等方式获得大量词籍。《全清词》访书小组在这次大规模的查访中，在105个图书馆和藏书单位里，采访获得一卷以上的清词别集1704种，以及清词总集、选集、家集、合集等214种，零星词作等不计其数。

　　近代以来，藏书纷纷流向公藏单位，学者在图书馆中查访典籍自是形势使然，不少大型古籍整理项目的参与者当皆有相关经验。不过，一些著名的藏书家仍保有大量稀见词籍，程千帆先生也非常注意与之建立私人交谊，并借以访查词籍，黄裳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程先生与黄裳本不相识。但早年间，黄裳曾撰文高度评价沈祖棻先生的词。因这一层机缘，1982年4月，程先生在一次会议上遇到黄裳，即赠以沈祖棻《涉江诗词集》油印本二册，是为二人相识之始。《全清词》项目启动后，二人的联系更多了起来。程先生除了聘请黄裳担任《全清词》顾问外，亦争取到让黄裳答允提供珍藏词籍来影印复制。

　　黄裳的藏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改革开放后，虽然最终发还，但中间仍有许多波折。黄裳撰有《珠还记幸》一书，详细记载了一些细节，语意中对那家公藏单位不免有些怨怅。但借书给程先生复印，黄裳却没有迟疑犹豫，而且这样的合作关系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黄裳最为重要的一系列词籍珍本，因此也逐批地成为《全清词》的编纂底本。其中，数量最大的一批复制，是在1985年秋，黄裳曾在自藏的沈树本《玉玲珑山阁集》上题跋道：“乙丑七月廿九日整理及此，程千帆假旧本诗余数百册去影印，此其一也。”那次亲赴上海黄裳府上借书的是严迪昌、张宏生两位先生。据张宏生老师回忆，黄裳所居非常狭小，藏书所在的书房更是狭小。可以看得出来，黄裳对自己的藏书珍而重之，为避免翻动典籍时的无序，他让登门拜访的二人在客厅中等候，自己不辞辛劳地一趟趟将允借的图书从书房检出、搬来，并未让他们进入书房。但出于信任，又慨然允许他们将书带回南京复印完毕后再送回。

　　此后，黄裳于藏书中续有发现，仍不断提供给程先生。1986年1月，程先生曾致信黄裳：“承示词集三种，独余缙《大观堂文集》所附无之，不审能费神复制见赐否？集中如有涉及其生平文字（序跋传志之属）亦求同时复印，可供撰小传用也。”程先生见到稀见词籍的复印件，往往也会作为答礼提供给黄裳，如写于1995年8月的信：“检行笈得十余年前台北潘重规兄代印……朱竹垞《眉匠词》，及日本清水茂教授代印……太清春《天游阁集》足本。今《全清词·顺康卷》已付印，将陆续出版。弟藏此复本无所用之，谨以奉贻，或可供清赏……”

　　黄裳所藏词籍重在精善，往往是稀见善本或稿钞本，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且其中有较多珍本来自民国词家徐乃昌、林葆恒的递藏，多钤有诸家藏书印，因此更弥足珍贵。例如戴鉴《南村词选》、程庭《若庵集诗余》、高不骞《罗裙草》、李因《竹笑轩吟草》、先著《劝影堂词》、查元偁《臶斋诗余》等稀见本甚或是孤本词籍，如非由于程黄二人的私谊，则何时能进入《全清词》的纂辑视野，就是个未知数了。

　　肆

　　一些存藏于海外的汉文古籍，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其中一些古籍还是孤本。21世纪以来，“域外汉籍”研究成为学界的一大热点，而40年前，程千帆先生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常求托师友襄赞访查海外词籍。

　　1979年，叶嘉莹先生从海外回国教书，曾到访南京大学，与程先生相识并成挚友，此后双方鱼雁不断，往来问学。《全清词》编纂启动后，叶先生被聘为顾问，是15位顾问中唯一一位外籍顾问。此后，叶嘉莹先生不仅帮助搜罗台湾地区和美国所刊的一些词籍，还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藏词目录提供给程先生，以供比对。

　　改革开放之初，中美之间的交流远不如后来那么高效。为访得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未见词集，程先生与叶先生数度飞鸿，此事才稍有眉目，试将程先生致叶先生现存信函中有关此事者稍作胪列：

　　赐示哈佛燕京社藏词集目录，已与清词研究室所得者核对，其中十六种为此间所无，不知能由先生转商该社复印挂号见寄否？（1984年9月3日函）

　　请哈佛复印词集之事，极承关注，现正交涉，拟与哈佛燕京社建立长期交换关系。（1984年11月22日函）

　　哈佛燕京社图书馆所藏清人词集，客岁承钞目见寄，并告以联系方法。遵即由南京大学图书馆国际联络部将所需十二种目录打印寄去，要求建立交换关系。迄今数月，尚无回复。不知先生此次重到哈佛，能向吴馆长说明、促成此事否？如有困难，则请先生代为复印，其费用亦请先行垫付，容后在先生来宁时偿还。印件如不便携带，则可挂号海运。（1985年3月22日函）

　　几经波折，这批词集终于在1987年由胡嘉阳自哈佛复印寄回国内。此后，随着哈佛燕京图书馆图书整理编目的深入，又发现不少新词集，程先生也一直关注。1996年，张宏生应邀赴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程先生亦曾去信，要求继续访查词籍：“《全清词》待访书目，亦无寻处。我意，你可以叶氏《全清词钞》为据，和哈佛所藏对勘。叶氏未录，即较罕见者（或不佳、不重要的）皆可复印带回，备《全清词》之用（稿本、钞本尤其重要）。”

　　除了美国，日本也是海外汉籍的重要集散地，程先生同样很注重访查，前文已涉及程先生拜托日本学者清水茂教授复印《天游阁集》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词集如董汉策《蓝珍词》、龚士稚《芳草词》等，以及何士信《类选群英草堂诗余》的元代刊本复制件，多即由清水教授复印提供。另一位日本学者村上哲见教授，亦曾以顾太清《东海渔歌》流传情况及书影寄呈，程先生曾专函答谢。

　　当然，限于客观条件，程先生所组织的对海外所藏清代词籍的访查工作是不太彻底的。这一部分工作，即便在互联网、电子技术如此发达的今日，也仍有较大的开拓空间。

　　40年前，古籍整理的条件远不如今日：一是图书资料难以获取，影印技术尚不发达，加之图书馆、博物馆等公藏机构基本尚未编成比较准确的书目，仍有很多古籍一直处在“养在深闺无人知”的境地，“虽知其目，但其书难求”也是常态；二是图书资源的电子化、网络化尚未开启，清代的文献典籍浩如烟海，全盘掌握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三是早期《全清词》的编录主要依赖手工，先手抄、贴裱成初稿，再排版、校对、印刷。

　　即便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程千帆先生等前辈学人仍然取得了为学界瞩目的成就，仔细思之，这离不开古籍小组和李一氓的关怀、支持，也离不开程千帆先生个人的学养和声望，还离不开众多学界朋友的帮助，他们的帮助有时是雪中送炭，有时是锦上添花，既为学界留下了一段段佳话，也为《全清词》的编纂准备了一个较为充实的资料库。

　　2000年，程先生辞世，《全清词》的编纂整理在张宏生老师的带领下，在程先生等前辈学者工作基础之上继续奋发不断取得新成果。2007年，《全清词》的编纂团队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访书，笔者亦曾参与其中，南下北上，亲历程先生等前辈学人的辛劳，对前辈们整理传承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苦心，以及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境界有了更深的感念。

　　本文参考了程千帆《桑榆忆往》《闲堂书简》、徐有富《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巩本栋《程千帆沈祖棻学记》等著作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2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