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马可·穆勒：那些中国电影何以在西方大放异彩？

　　中新社太原1月18日电 题：那些中国电影何以在西方大放异彩？

　　——专访电影史学家、电影制片人马可·穆勒

　　中新社记者 胡健

　　1981年，时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亚洲电影顾问的意大利人马可·穆勒，将影片《原野》带到威尼斯，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国际之路。在掌舵佩萨罗、鹿特丹、洛迦诺、威尼斯、罗马等国际电影节的40年间，马可·穆勒把陈凯歌、田壮壮、张艺谋、贾樟柯等中国导演推向国际舞台，被誉为“把中国电影推向世界的第一人”。

　　这些中国电影缘何能够在西方银幕大放异彩，享誉国际？作为旅居中国40余载的“中国通”，如何看待中意两国的文化差异？中国票房年突破400亿元人民币的今天，如何看待中国电影的发展？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举办期间，中新社“东西问”专栏就此对电影史学家、电影制片人、平遥国际电影展首席顾问马可·穆勒进行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是什么促使您40多年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求学？

　　马可·穆勒：我16岁(1969年)就开始学中文，在意大利中国友好协会办的夜校上学。随着1970年意大利和中国建交，两国开始交换留学生，我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意大利留学生，在辽宁大学进修大众文学。那段时间，我看了很多中国的样板戏电影和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拍摄的电影，由此对中国电影产生浓厚兴趣。

　　1977年春节后，有一大批老电影登上银幕，那时我发现，中国电影拥有悠久历史，且非常多样化。大概一年时间，我看了150多部中国电影。197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在南京的体育场看了谢晋导演的《红色娘子军》，被他独特的电影风格所吸引。两年后，我成为谢晋的“徒弟”，也是从那时开始研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电影。我觉得中国电影需要更多海外观众，于是在1982年年初，我决定在欧洲(意大利都灵)做一次大规模的中国电影回顾展，当时放映了135部中国电影。

　　中新社记者：1980年，您把中国导演凌子的电影《原野》送到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成为“把中国电影推向世界的第一人”。您觉得这些“走出去”的中国电影有哪些共性？

　　马可·穆勒：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在1978年开学以后，北京电影学院出现一批新人，他们对电影有很多新的想法。当时，我所看的电影都是田壮壮、张艺谋、陈凯歌一起合作的。我看完田壮壮导演、陈凯歌编剧、张艺谋摄影的短片《我们的角落》，就和他们说，“将来你们拍长片，我一定想办法带到威尼斯，带到欧洲。”

　　后来像张艺谋的《红高粱》，就是把那种非常浓郁的乡土文化带到欧洲。姜文和巩俐在电影中让国外观众看到了与此前中国演员不一样的表演风格，好像突然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再比如陈凯歌的《黄土地》在香港国际电影节放映后，我将其送到洛迦诺国际电影节，第一次在非华语地区放映，陈凯歌当时还没有护照。我上台介绍影片说，“这是中国新电影的一个重要启发点。”

　　那时候，西方媒体开始发现，中国那些大众化的电影也有独特的风格，虽然中国和欧洲有很大的文化差异，然而这些导演并没有拍一种跨文化的电影，而是聚焦中国的本土文化，让更多国外观众开始接近喜爱中国文化。

　　他们这批导演之所以能在国际电影节获得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文学的蓬勃发展，有好多电影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而那些作品对中国当代社会认识深刻。此外，中国和欧洲国家的交流一直没有停止，文学家、艺术家、电影工作者会经常来欧洲交流，中国当代文学开始被大量译成多国语言，中国文化逐渐变成了西方日常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中新社记者：通过40多年的生活观察，您觉得中意文化之间有何差异？

　　马可·穆勒：其实我所做的工作就是让更多人认识到，我们(意中两国)的差异并不是那么大。回头来看，我所做的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过电影的方式去介绍中国，第二阶段就是让每一位海外普通观众在观看中国电影时，能用中国人的眼光去看世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开始慢慢被西方世界接受，不再是“来自东方的神秘文化”。

　　中新社记者：2021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00亿元人民币，位居全球第一，您如何看待中国电影的发展态势？

　　马可·穆勒：最近两年开始有一种争论，“中国电影是要继续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还是向好莱坞学习拍摄超级大片？”在这些争论声中，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中国电影是非常多元化的，中国的观众也是非常多元化的，单拿文青观众来说，中国就比意大利多出10倍甚至20倍。举个例子：在上海，我常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那里最大的影厅可以容纳1000多观众，经常人满为患，甚至买不到票，这说明观众对电影的需求依然很旺盛，包括文艺电影，我觉得将来中国电影的未来肯定是朝着这种多样化的道路去发展。

　　中新社记者：您作为众多国际电影节的主席，您如何看待中国的电影节展在全球文化发展中的意义？

　　马可·穆勒：我觉得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就是挖掘中国电影新人，特别是聚焦全球新导演的平遥国际电影展，我们一直在把新导演介绍给国内和国外的观众和媒体，正是因为他们的年轻，以及对当代社会的观察，会给全球文化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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